推进以融合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 结束2.41亿流动人口“流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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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流浪者的心中都萦绕着浓浓或淡淡的乡愁。

乡愁是杜甫“一句家乡话抵得上一吨金子”的期待，是王维“逢年过节思念亲人”的情怀。

怀旧是余光中诗歌中的一枚小邮票，它是一对老父老母等待流浪者回家过年。

有多少人一生都离开了家；有多少家乡唤起了其他地方流浪者的乡愁-

根据2018年1月2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的流动人口为2.41亿！这也意味着大约六分之一的人在国外流浪。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和中国人口与发展中心共同研究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报告一号》于当日在北京发布。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主任肖表示，如何使流动人口最终结束“流动”状态，尽快融入当地社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厦门、鄂尔多斯和成都综合排名

城市是人口集中的结果。当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时，人口流动对人口状况的影响就变得越来越显著，并成为决定城市化和城市系统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1982年的657万人到2015年的2.47亿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流动性趋于稳定。2017年，这一数字变为2.44亿，2018年减少了300万，降至2.41亿。

作为中国第一份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为主题的年度报告，它选取了中国50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公共服务和文化心理四个维度对其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显著提高，但与理想状态仍有较大差距，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在本次评估的50个城市中，排名前10位的城市是厦门、鄂尔多斯、成都、长沙、合肥、惠州、青岛、苏州、江门和唐山；最后10个城市是宁波、昆明、三亚、海口、金华、绍兴、台州、榆林、温州和呼和浩特。

该报告主编肖表示，厦门和鄂尔多斯是中国首批实现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均等化的试点城市。2009年，成都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实施了多项改革措施。长沙、合肥、青岛和苏州都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试点城市。

应该注意的是，本次评估中的50个城市在选择范围内设置了“上限和下限”。例如，北京和上海因国家人口法规要求而被排除在外，拉萨、西宁和银川的流动人口总数不到20万，广州的城市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被排除在省会城市之外，而深圳的城市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被排除在单独规划的城市之外。

“从评估结果来看，50个城市的综合平均得分只有51.62分。如果我们用100分作为理想的标准，那么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肖说，一方面，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与理想状态仍有差距，不同类型的城市有明显的分化。

据统计，整合状况良好的城市有9个(55分以上)，仅占18%，普通城市有24个(50 ~ 55分)，整合状况不佳的城市有17个(50分以下)，这表明流动人口在其流入城市的整合程度较低仍是目前的普遍现象。

从评价维度来看，公共服务整合的绩效相对较好，其次是政治整合，而经济整合和心理文化整合的平均得分都不到50分。“这表明，目前主要由国家权力推动的政治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相当显著。以城市为基础的流动人口在经济上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同时，心理整合作为社会整合的高层次环节，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到那时才能最终实现。”报告中提到了它。

值得注意的是，特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整合得分高于其他类型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服务均等化程度最高，其次是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均等化。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参与率相对较低或较慢。

报告建议，今后应关注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育龄妇女的妊娠服务以及就业人口的低水平社会保障。

经济一体化东、中、西部地区差距很大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早期以就业为目的的临时进城，到在城市中追求自己的公共权益，再到心理上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从生活习惯上适应城市生活。

评价结果表明，中国东部特大城市流动人口政治融入困难，主要是由于人口流入当地带来的压力，流动人口在获得公民身份和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社会权利方面受到限制。

同时，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差距很大。过高的房价、低水平的消费和不足的劳动保护使得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仍处于初级阶段。

“从不同地区城市经济一体化综合得分来看，中部地区城市经济一体化得分最高，平均得分为51.40，其次是西部地区城市，然后是东部地区城市，东北地区城市得分最低。”肖指出，从经济角度看，城市流动人口仍处于不稳定阶段。

以劳动保护为例，劳动适龄流动人口平均就业率为83.44%，流入地平均连续就业时间为4.69年，但劳动合同签订率相对较低，仅为58.29%。报告显示，这表明流动人口有能力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但国家需要从制度层面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劳动保护。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并没有完全逃离最初的城市工作和农村消费周期。此外，买房更加困难，房租水平已经成为流动人口在城市立足的关键因素。

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本波认为，农民工不愿意在本地消费，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当地居民的身份，所以他们会保持当地最低的消费水平，并将大量收入带回流出地进行一些无效消费。“例如，许多人挣钱盖房子，但他们可能一年都不住在那里。”。

“今后，我们可能要进一步考虑这四个维度的交叉影响，特别是政治整合，并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个主导性的制度因素。”张本博说。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冯志明表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必须关注用脚投票的问题。在他看来，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指标。“如果一半的人口是外国人，这样的城市就不可能没有吸引力，融合的情况肯定是好的。”他在接受《国家商业日报》采访时说。

未来改革的重点在于调整利益关系

目前，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仍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

例如，由于人口控制的需要，一些移民在户籍、住房和子女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使得移民更难融入城市。

阻碍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虽然国家致力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户籍制度作为城市公共福利制度的母系统和载体系统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不同类型的城市政府会根据自身利益设定入户条件，做出最有利的选择，这已成为阻碍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第一道门槛。

目前的矛盾是大城市进不去，小城镇不想去。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总的方向是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在中小城镇落户，严格限制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但实际上，流动人口大多流向就业机会更多、公共服务更好的大城市，这与“中小城市优先”的战略取向相背离。

“户籍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未来的改革应该由中央政府领导。应在国家一级进行制度设计和全面推广，减少地方政府的权力，使户籍制度成为流动人口用脚投票的选择机制。”肖建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破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体制性障碍。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不是中小城市，而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报告还指出，未来改革的重点在于调整利益关系，特别是逐步剥离户籍制度所附带的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功能，使户籍制度逐步具备应有的登记和统计功能。

张本波表示，从一体化的角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更加“灵活”，改革的大方向是肯定的。在向更自主的流动性过渡的过程中，中等水平以下的城市基本上没有障碍，大城市也在吸引人们。进来，“未来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人口的竞争力，所以这个问题在大城市并不存在。”

如今的主要问题是对超大城市的“担忧”。“如果你马上放手，会有很多人进来享受福利，对市政和公共服务的影响能承受吗？”在接受《国家商报》采访时，他说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是这种“担心”是“现实”还是“想象中的恐惧”。

在他看来，人们去哪里最终是“用脚投票”的理性选择。随着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应该用一些非行政手段来“引导”而不是“禁止”人口流动。

编辑王可染

来源：新浪直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