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可：疫情之下 我是怎么帮患者心理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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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医生唐可奉命前往成都市金堂县某医院进行心理减压指导。

这是在四川航空“5.14”交替、木里县火灾等公共事件发生后，他与成都市应急救援队精神卫生分队再次出动。

与以往相比，针对疫情的心理危机干预措施不仅起步较早，而且采取了多种形式——作为支队副队长，他不仅多次去第一现场进行心理咨询，还去了网上直播讲座和心理援助热线。

疫情无疑是对国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的一次“大考验”。1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公共心理危机干预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自世界各地的心理治疗师几乎立即采取行动抗击这一流行病，来自唐可的几名同事参加了心理干预，以尽早帮助湖北。

寻求心理帮助的人数也在增加。在过去的几周里，不仅是坐在唐可对面的病人和医务人员，还有许多被困在艾泽克的“防疫人员”开始主动寻求帮助。

湖北省第十批心理医疗队成员之一唐可于2月21日随队赴武汉。

谁面临心理困难？

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陈雪峰和心理研究所所长傅晓兰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网络平台上联合撰文，呼吁应对疫情再次凸显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刻不容缓。

原因已被许多专家指出:一方面，加入心理干预有利于COVID-19肺炎的治疗和防疫；另一方面，心理干预总是复杂的，其复杂性不亚于疾病本身的预防和治疗。

唐可正面临这样的局面。

在唐可金堂县的一家医院里，可以直接感受到医护人员面对疫情时的紧张情绪。

他们刚刚被COVID-19确定为肺炎定点医院，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或者对即将到来的高强度工作压力感到焦虑，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可展示了两种自我放松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缓解压力。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前会长严旭在接受《Be》采访时指出，一线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但由于专业要求，负面情绪无法表露，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情绪劳动”。在巨大的身心损失下，心理干预非常重要。

孤立的病人和普通大众正面临着另一种心理困境。

唐可曾经参加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心理咨询。当时，他接到了一家医院的求助电话。在接到亲人死亡的通知后，一名确诊患者的情绪突然崩溃。唐可赶到医院帮她解开绳结。

根据过去的经验，经过几天的隔离治疗，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问题。第一次连接时，唐可发现情况更严重——她主动将自己与外界隔绝，拒绝与任何人交流，不给自己的心“打开窗户呼吸”的机会。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唐可需要充当这样一个“窗口”。

唐可并没有急于表明她的目的，而是问了她的生活状况，并只要求她点头和摇头。经过半个小时的信任建设，她渐渐开口了，唐可终于意识到，病人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被诊断为疑似病例的儿子了，她对儿子的担心一直困扰着她。她亲戚病危的通知打破了她紧绷的心弦，所以她的情绪很难自我维持。

在现场演讲中，唐可也接受了类似的心理咨询。孤立地看，由于注意力难以分散，负面信息和对未知的恐惧不断堆积，人们很容易产生不良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处于紧急状态的人的心理状态通常是被打破的，而不是‘正常人’的状态。”唐可分析说，他们需要调动积极的情绪来提供支持，帮助他们释放心理，塑造自己。唐可故意把话题引向病人的儿子，他们谈了几分钟，病人的情绪才最终恢复。

“防火和防盗顾问”

身体隔离远没有心理隔离难。

2月18日，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篇题为《19世纪肺炎爆发后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的文章。文章指出，COVID-19中肺炎死亡的大多数是老年人，但他们能接受的心理治疗服务非常有限。

更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对心理治疗的接受度不高。唐可发现误解和拒绝在老年人中很明显。他们认为“心理问题”是一种侮辱，尤其是对于不善于表达自己心理需求的男人。对他们来说，寻求心理帮助是“脆弱”或“做作”的表现。

在心理救援期间，唐可没有丢门。为了尽快完成治疗，唐可不得不隐瞒他作为心理治疗师的身份，在这场流行病中也是如此。与开门见山相比，他经常以“紧急救援队关心病情”的名义拉近与病人的距离。

在心理援助之前，在心理咨询中建立对方的信任几乎是一种固定的模式。

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内心理危机干预体系逐步探索出一套本土化的发展模式。当时，心理咨询师的涌入就像地震后的洪水一样退去，必须确保当地部队的持续心理援助。从那以后，大陆的大学开设了心理学专业，一些机构的心理辅导工作站也遍地开花。

抽样调查显示，汶川地震后四川灾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患病率约为2%~4%，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后约15%的患病率。

但是不专业的心理咨询也会带来副作用。当时，心理咨询师的反复协助就像“不包扎伤口，反复打开伤口”，灾区的一些安置点甚至打出了“防火、防盗、防咨询”的横幅。公众和心理咨询师之间的差距可见一斑。

在过去的十年里，心理咨询师的数量和专业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根据截至2017年的数据，在中国33，400名专业精神病医生中，只有大约6，000名心理治疗师和不到3万名心理咨询师能够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每千人中有一名辅导员，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平衡点，中国需要超过一百万名辅导员。

此外，唐可的直觉是，心理治疗师为公众所知的渠道和资源仍然太少。这也是他们目前工作中的主要困难。

向公众敞开大门

幸运的是，在这场流行病中，心理治疗和公众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

2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设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心理救助热线的通知》，要求各地在原有心理救助热线的基础上，设立心理救助热线，应对疫情。据统计，全国各省市共有300多条心理援助热线。

在此之前，成都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除了12345市长热线的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外，成都的几家医院还开通了5条24小时预防和控制COVID-19肺炎的心理咨询热线。加上两条专家热线，成都有七条疫情咨询热线。

心理咨询热线和现场视频讲座的开通让唐可和他的同事们非常忙碌。咨询的增加证实了人们更加关注心理健康，这反过来又给了他们信心，新的平台仍然需要建立。例如，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面对面”咨询困难，他们开通了两个在线咨询门户。通过qq预约并识别收到的QR码后，帮助者可以进入视频咨询窗口与治疗师进行面对面的咨询，方便他们在咨询过程中收集更多的非语音信息。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疫情过后，公众对心理咨询的看法可能会有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即使疫情一天比一天好，这种“心理战争”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在2004年发表了一份关于非典的研究报告。在129名被调查的孤立人群中，35人表现出ptsd和抑郁症状，占28.9%。凯斯勒的另一项美国共病研究显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中抑郁症的发病率为48.2%。

更深入的分析表明，隔离时间越长，家庭收入水平越低，或者保护措施遵守得越严格，心理影响就越大。

ptsd的缓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美国的社区调查，ptsd的平均缓解时间为24.9个月，不考虑是否治疗。虽然创伤后一年是快速恢复阶段，但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病程超过60个月，其中许多人可能会持续一生。

最近，唐可赶到武汉参加心理治疗。很难说新一轮心理咨询浪潮是否会开始，但至少对唐可和他的同事来说，这一轮心理咨询最终将从应急走向正常化，而更严峻的任务仍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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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直播网